但事实上，大部分放生行为都未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放生前也未合理规划放生的规模、次数和物种，这种无序的放生不仅不是积德、福报，反而还要承担法律责任。

据法制日报此前报道，2017年，徐某经人介绍加入放生祈福的圈子，“圈友”们平常通过聊天群线上联系，不定期开展放生活动，如果没时间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委托参加的朋友帮忙念经祈福。

2020年12月，徐某收到身在国外读书的女儿的消息，说同学的奶奶生病了，听说徐某念经信佛，想委托其在国内帮忙放生祈福、行善积德，后徐某在群内组织线下放生活动。

之后，徐某前往常州市某水产批发市场鱼贩刘某处询问鱼的价格，最终确定购买黑鱼和鲇鱼用于放生。

徐某考虑到随便找个地方放生可能会被人捞走，所以最终决定前往有禁止捕捞警示牌的金坛钱资湖放生。

2020年12月15日，
徐某等人来到钱资湖放生时，被相关工作人员和周边群众阻止，后一行人偷偷转至金坛长荡湖某港口，放生了2.5万斤鲇鱼。

但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鲇鱼大量死亡。

长荡湖渔政监督大队组织人员打捞，历时10天累计打捞已死亡鲇鱼2.02万斤，支付打捞费、存储费、无害化处置费等应急处置费用共计9万余元。

2月3日，这起由南京市检察院提起的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公开开庭审理，法院全部支持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判处被告徐某承担因其非法投放外来物种革胡子鲶所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3万元、服务功能损失5000元；被告徐某承担因其非法投放外来物种革胡子鲶所造成的事务性费用1.8万元；被告徐某承担惩罚性赔偿5000元；被告刘某对被告徐某应当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款项将用于长荡湖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安全风险防范法治宣传。

但是只需在“放生”后面加上具体放生的物种就可以轻松找到卖家，例如“放生鱼”“放生活鱼”“放生乌龟”等。

放生俨然在网上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信徒们不会管是不是土著鱼类，他们更在乎个体数量。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所长杜军说。

而生物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此外，原农业部也规定，禁止使用外来种、杂交种、转基因种以及其他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进行增殖放流。